坐在剧烈抖动的机器旁，我将电话接在耳边。机身的震动像胸腔里的鼓点，金属外壳持续发出喀嚓、喀嚓的声响，墙角的线缆随节拍轻轻颤动。空氛里滚动着一股刺痛的电流，空气像被拧紧的绳索。我要说清楚的事情在喉间打结，话筒里传来不稳的回声，像有人在另一端摸索着话题的边缘。
声波穿过噪声，像一支被火花拌乱的笔，划出一道道模糊的线条。回声并非简单重复，而是在对话的边界上不断推移。声音在空旷处折返，带来熟悉也带来陌生，像老友的问候混入潮汐的泡沫。对方的声音变得含混，词语被震动的空气分离，再次回到胸腔，成为需要辨认的碎片，宛如夜里落下的雨点。
我在这场声学的风暴里寻找清晰，像站在风口处标记一条线。每一个顿音、每一次停顿，都像在地表刻下记号，记录是谁在说话，谁在倾听。噪声不断侵入，边界却在我和对话之间慢慢显现：若把话讲清，信息会流失；若留一点空白，误解却会在心里落下种子。
写作里常有这样的时刻，文字像舞者在无声的空间里练习呼吸。这里，电话成了笔筒，话语成了墨水。我把颤抖里的句子取出，拼合成一条看得见的线，让对话的意义在静默里停驻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一段。回声像潮水退去后露出的海床，清晰处留痕，混沌处只剩消散的痕迹，像遗落在地板的贝壳，稍纵即逝。
通话结束，机器仍在颤抖，房间回到初始的静默。边界没有消失，只是在新的噪音里被重新划分。我忽然明白，这些被打断的声音其实在提醒我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常常跨越不稳的媒介，穿过干扰，抵达彼此的心脏。也许回声并非要完全返回，而是把原本的距离拉近成可感知的一条线。